反扒便衣警察“小曹”:藏在人海中的隐形“守护者”

2022-01-10 18:12:10  

  小曹说,他现在理解了师父当年如何历练出一副“火眼”,碰见的贼多了,案子经手的多了,自然就有了感觉,这是一种很难言传的感觉,“像猫能感觉到周围有老鼠的存在,随时准备抓捕一样。”

  从警18年,39岁的“小曹”极少着警服。

  一件黑色羽绒服、一只深蓝双肩包,小曹上岗了。早高峰的公交站台上,他和普通上班族一样,在凛冽的寒风里排着队。天太冷了,人们戴着口罩,用帽子、围脖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,眼神、表情都藏了起来。

  瑟缩和臃肿成了小动作的最佳掩护,排队上车的刹那,一只手悄悄伸了出来。车门另一侧,一个鲁莽插队的男子激起连声抱怨,瞬间的小混乱中,那只手捏住了前排女孩兜里的手机。“太挤了,我等下趟吧。”插队男子似乎放弃了,但与此同时,握着手机的那只手也抽离出人群。

  “别动,警察!”手机还没来得及转移,那只手被小曹一把按住。另一边,插队男子也被小曹的同事控制,人群躁动起来,女孩这才发现,自己兜里的手机被偷了。

  这是小曹和同事们的工作日常。作为北京市公安局机动侦查总队反扒民警,他们“隐身”于公交车站、地铁车厢、旅游景区、大型商超,从人群中那些可疑的打探、回望、小动作和眼神交流里,揪出扒手,阻断财物损失。

  博弈间,小曹有过闪失,闹过笑话,还曾被嫌疑人发觉后甩脱。对抗中,视网膜脱落,半月板撕裂,他也曾几度与死神擦肩,但血槽满格后,他和同事们又义无反顾,扭身扎进人群。

  “我们都是演员”

  “警察抓小偷”,这是儿时小曹对警察的认知,许多年后,又真实落进了他的日常。2003年从警校毕业后,他加入了“抓小偷”队伍,要抓的,还是那种面对面遭遇、危害性更大的扒窃小偷。

  初入反扒这行,小曹跟着师父到八王坟、北宫门等几个公交枢纽蹲点,“那时候觉得师父神了,怎么一眼就知道谁是扒手呢?”但现场的情况往往容不得他多想,给师父打副手,他忙着围堵扒手的同伙。

  那时的小曹还闹过不少笑话。一次冬季清晨的跟踪中,在人挤人的公交车站台上,他一个错神儿,不仅没盯住可疑人员,连师父都跟丢了。因为没有手机,小曹联系不上师父,不知道接下来该干吗,只好悻悻回单位等着。

  还有一次,他跟着可疑人员上了公交车,俩人紧挨着,等待对方作案的时间里,小曹紧张地两只手来回倒腾着去抓手拉环,结果汽车到站后对方下车离开了——扒手竟然率先识破了便衣警察,小曹很懊恼,觉得有些丢人。

  懵懂中,一些经验慢慢被打磨成型。发现、跟踪、控制、抓捕,一个环节都不能少,时机的把握是门学问——没等对方动手就莽撞出击,则打草惊蛇,难以人赃俱获;但若看见对方得手却出手迟疑,一旦赃物被转移,就算把嫌疑人控制,也问责无据。

  但被识破身份的问题,始终无法完全避免。有的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很高、警惕性强,其中一些甚至和小曹他们多次交手。如果说事主是这些老扒手的“猎物”,那他们又是反扒民警的“猎物”,既要择机动手又要时刻躲避被“捕猎”。“魔高一尺,道高一丈”的交锋,不动声色地上演着。

  扒手团伙往往多人作案,一人对事主下手,其他人相互照应掩护、传递赃物,偶尔也喊话放风传递一些“行话”信号;反扒民警也是如此,小曹和同事们常年不穿颜色鲜亮的衣服,不搞引人注意的发型,基本是双肩包、鸭舌帽、戴耳机这些通勤族常见的打扮。

  如果某段时间经常在同一地点打击扒窃,他们会变装掩护自己,夏季出门的时候,小曹的背包里会塞上两三件颜色不同的半袖衫。就地取材的时候也不少,为了掩护,小曹和同事们还向周围的保安、送餐员借过工作服,“我们都是演员。”

  在农村大集上跟踪,买菜车是绝好的道具,小曹和同事们看似悠闲地逛摊、砍价,时不时还随手买点什么。有一次,小曹回看抓捕视频的时候,发现自己一手抓着嫌疑人,一手竟然还拎着一袋橘子,后来才想起,那是抓捕前他蹲在嫌疑人旁边的一个橘子摊上买的。

  小曹天生有一副和善老实的面孔,头发微长、戴一副黑框眼镜。一次在公交车上,跟踪了好久的扒手就在他面前动了手,待被他制服,对方才恍然大悟,“大哥您是警察啊,我以为您是个老师呢。”

  从此,“曹老师”成了同事们对他的调侃,“小曹确实里外都透着股斯文劲儿,不太像能把扒手按倒在地的人。”

  人堆里炼出的“火眼”

  “要抓贼,就要比贼起得更早。”小曹说,他们选择布控的点位多是来自110报警平台,有人丢东西后报警,反扒民警结合工作经验研判扒手活动的区域,进行蹲守布控。早高峰7点钟到来,可疑人员一般会提前到达踩点,而要跟踪抓捕准确,民警们往往会凌晨4点摸黑起床,提前排查扒手的活动线路,排兵布阵。

  但辛苦并不是总能换来收获。一些嫌疑人会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还有的报警人本就是自己不慎丢失了财物,根本不存在扒手作案,各种情况都会发生。

  但往往,当嫌疑人被控制,当赃物、赃款被退还到事主手里时,无论身体上的疲惫还是心里面的焦虑,都会被一扫而空。小曹还记得,有一次,两名嫌疑人被抓时已经得手两次,两位事主一人被偷2000元,一人被偷600元。拿回钱包后,后一位事主哭着要给小曹他们跪下,因为那600元钱,是她接下来一个月全部的生活费。

  更让人心疼的情况发生在医院里。早些年没有电子支付,许多外地来京就医的患者,把钱装在包里排队结算医药费,一些扒手就盯上了他们。小曹遇到过几次这样的事儿,事主拿着失而复得的钱抹眼泪,说那是东拼西凑来的救命钱。

  打击扒窃,靠的不仅是火眼金睛和果断。嫌疑人的数量、身手、情况常常未知,遭遇战的危险潜伏得也很深。一次抓捕过程中,嫌疑人在酒后冲动之下,几寸长的刀刃对着小曹的腹部就攮了过去,“有刀!”事主及时预警,电光石火间,小曹一个错身,跟死神擦肩而过。

  但受伤总是难免的。2012年,小曹和同事抓捕一个四人手机盗窃团伙,过程中,小曹将其中一人扑倒,两人同时滚进路边水沟。嫌疑人被制服,但小曹腿部受伤站不起来,到医院一查,膝盖半月板撕裂,最后不得已做了摘除手术。

  最近一次比较严重的伤是在去年,在昌平区抓捕嫌疑人时,对方一胳膊肘捣到了小曹的右眼眶上。当时没太在意,但过后他觉得右眼角老有一块黑斑影响视线,去医院一查才知,嫌疑人那一下将他视网膜打脱落了。

  小曹说,他和同事们看到扒手已经有了条件反射,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把对方抓住,“手痒痒,不拿下不甘心。”他现在也理解了师父当年如何历练出一副“火眼”,碰见的贼多了,案子经手的多了,自然就有了感觉,这是一种很难言传的感觉,“像猫能感觉到周围有老鼠的存在,随时准备抓捕一样。”

  “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”

  反扒18年,小曹的工作也随着这座城市潜移默化——十年前,人们丢现金、丢钱包,而现在,手机几乎是扒窃的主要目标物。刚工作时,他和同事们绕着二环、三环打击盗窃,而不知不觉间,这个范围也逐渐延伸到五环、六环外。

  但无可否认的是,首都北京的扒手数量,确实在一天天减少,公共场所秩序环境好了,人们防范意识提高了,对“职业”扒手来说,难以像从前一样“施展拳脚”。

  但总有些“惯偷”难以迷途知返。扒窃作为一种“行为犯罪”,只要出手,都以刑事案件论处,但扒窃一般数额财物,通常量刑三年以下。这些“惯偷”在拘留所几进几出,对小曹也不陌生。“哎呦大哥,又是您。”这话出现在抓捕现场时,有些戏剧性,更多的却是让小曹难以言喻的无奈。

  最极端的案例是,他刚工作时抓过的人,现在还能在抓捕中相遇。“扒窃自古就有,你要说什么时候把扒手打灭绝,还真是不太现实。”小曹不会盲目乐观,他遇见过许多妄图不劳而获的人,有的甚至扒窃成瘾。

  他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抓捕对象。那人在地铁上第一次扒窃被抓,赃物是一张公交卡,当时也曾悔恨痛哭,声称看到别人扒窃得手,于是决心“试一试”,“真的后悔了。”然而若干年后,他再次“栽”到了小曹手里,这一次,他沉默不语,小曹心里五味杂陈。

  又是好多年过去了,小曹估摸着对方应该已经服刑完毕,他并没有再见到过那个因为一张公交卡失足的年轻人。小曹舒了一口气,“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”

 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【编辑:张燕玲】